导语

上一辑与大家分享了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时期的珍贵影像。本辑将带大家进一步了解中央大学时期的办校治校和学子精英的风采。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6月南京国民政府将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科大学等九所专科以上公立学校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又改称“江苏大学”，同年5月定名国立中央大学，共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个学院，是当时全国院系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

1932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治校十年，延聘名师，充实师资，使中央大学一时俊彦云集；调整扩充学科设置，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提出了诚、朴、雄、伟的学风，致力于使中央大学承担起“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使命。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沦陷，中央大学迁校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并在柏溪建立分校。西迁期间，中大师生在抗日精神的感召下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齐心协力，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使中大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被誉为民国最高学府。与此同时，沦陷区中央大学学生与日伪政权展开了不屈的斗争。抗战胜利后，西迁的中大于1946年分批东还回到南京。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10月，直称南京大学。

1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与江苏大学

图片1：校长张乃燕

1927年6月，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科大学、江苏政法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第一农业专门学校、南京商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医科大学等九所专科以上公立学校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哲学、教育学、工学、农学、商学、医学9个学院，除商、医两学院设在上海外，其它均以东大原址为校舍，1928年2月改称“江苏大学”。图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校长张乃燕。

图片2：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印

图片3：“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函稿(1928年2月)

2定名国立中央大学

1928年2月学校改名为“江苏大学”后，全校师生群情激愤，组成“改定校名请愿团”，要求政府依照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的做法，将校名改为“国立南京大学”。1928年5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作出决议，“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张乃燕仍为校长。图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门。

图片4：国立中央大学

图片5：1930年前中央大学校徽

图片6：1930年后校徽

图片7：中央大学礼堂

图片8-9：中央大学校歌

罗家伦 作词

唐学咏 谱曲

歌词：

国学堂堂，多士跄跄；

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

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

器实为先，真理是尚。

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

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易长风波

1930年10月至1932年8月不到两年内，先后有朱家骅（图片10）、桂崇基（图片11）、任鸿隽（图片12）、刘光华（图片13）、段锡朋（图片14）、李四光（图片15）等人被任命为校长或代校长。

图片10：朱家骅

图片11：桂崇基

图片12：任鸿隽

图片13：刘光华

图片14：段锡朋（1931）

图片15：李四光

直至1932年8月26日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易长风波方告平息。

图片16：罗家伦

罗家伦的治校方针和教育思想

1932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开启了学校发展至关重要的十年，形成了“诚、朴、雄、伟”的学风，即使在战乱的困窘艰辛中，中大师生在他的领导下，始终不失雄伟奋发的民族气概和真诚朴实的科学操守。中大以“研究高深学问”为职责，在战火中坚持对学问的执着和诚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马寅初、徐悲鸿、金善宝、蔡翘、梁希、童第周、张钰哲、罗宗洛等许多名师任教于中央大学；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钱骥、丁衡高、张存浩、吴健雄、吴作人、冯元桢、李国鼎、聂华苓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曾在中央大学就读。

一延聘名师，培育英才

经济学家马寅初

艺术家徐悲鸿

哲学家宗白华

艺术家张大千

生物学家欧阳翥

天文学家张钰哲

林学家梁希

农学家金善宝

农学家金善宝

生物学家童第周

文学家闻一多

化学家庄长恭

施士元（1908—2007），上海崇明人。1929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巴黎大学留学，是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博士。1933年归国后，一直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并曾任系主任。学生当中有十多人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29年秋，施士元与王淦昌等四人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首届毕业生。一毕业他就考取了江苏省首批公费留学生，远赴重洋，来到了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幸运地成为因发现钋元素、镭元素并提炼出镭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唯一既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又获得物理奖的比埃尔.居里夫人的及门弟子。 在居里夫人的悉心指导下，他专门从事钍及锕放射性同位素β谱的研究。经过四年的苦心攻读，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博士，第二年居里夫人便因恶性白血病去世了。下图为施士元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情景。图中右2为居里夫人，其他两位答辩委员均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图29：施士元（左一）博士论文答辩

1933年回到国内，受聘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时年25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1994年首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位世界最著名的女实验物理学家，她在各种场合都声称自己是施士元的学生。这位女物理学家，便是在国际上被尊称为“世界物理女王”、“中国的居里夫人”的吴健雄。30年代在中央大学求学期间，她是施士元的学生，六十年前吴健雄那篇出色的毕业论文就是在施士元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吴健雄得以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共事并参与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应该说与她早期所接受的核物理教育是很有关系的。因此，我国凝聚态物理泰斗冯端院士曾亲切且传神地说：“他是把科学王国里两位最杰出的女性连结在一起的物理学家。”

图30：赵忠尧、施士元推荐吴健雄回母校担任教授的推荐表（1947）

二改善办学条件1932年9月至1936年9月，筹措校舍建设经费87万元,重修生物馆、东南院、南高院、体育馆，新建游泳池、文昌桥学生宿舍二幢，改建女生宿舍，扩建图书馆等。

图片31：东南院

图片32：科学馆

图片33：重修生物馆

图片34：南高院

图片35：国立中央大学鸟瞰

图片36：化学工程实验室

图片37：机械工程科原动室

图片38：电机工程科电机实验室

图片39：医学院学生在做实验

图片40：水利工程实验室

三科学调整罗家伦校长对中央大学系、科设置进行了调整与扩充。1933年教育学院增设心理系，工学院恢复化学工程系；1934年成立机械特别研究班于工学院；1935年重建医学院，开办全国唯一的国立牙医专科学校；1937年成立我国第一个航空工程系，工学院增设水利工程系，筹建中央大学研究院等。经过一系列学科调整和扩充之后，中大拥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个学院，下设34个系，学科设置之全和学校规模之大为全国各高校之冠。

四学子精英

物理系朱光亚

化学工程系任新民

电机工程系黄纬禄

理化系钱骥

化学工程学系 张存浩

航空工程系冯元桢

物理系李国鼎

物理系吴健雄

外国语文学系 聂华苓

机械工程学系丁衡高

图片51：国立中央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图片52：国立中央大学博物系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图片53：土木工程科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图片54：中大法学院政治学系师生合影

图片55：实验民众学校第一届毕业典礼

图片56：航空工程系1940级同学合影

图片57：地质系1947级毕业生与老师合影

五校园生活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进贤。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赴欧美留学。1932-1941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他任校长的十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有长足发展的十年。

在北大求学期间，罗家伦与傅斯年等人共同创办了新文化运动颇具影响力的刊物《新潮》。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五月四日那天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并被推举为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送《意见书》，希望各国予以“同情之援助”。5月26日，以“毅”为笔名在《每周日报》第23期上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首次提出了“五四”和“五四运动”的重要概念。

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又转往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随后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秘书、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和代理教务长等。1928年，清华大学改为国立清华大学，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够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并为师生所接受，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另一方面，与他是“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乃至其传奇般的留学经历有关。

1931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中央大学的使命应该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出于这样高屋建瓴的考虑，罗家伦提出了“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方略与“诚朴雄伟”的学风，至今仍是南京大学的校训。罗家伦校长通过对师资的甄选，学科的不断调整完善，学校硬件设施的改进，使得中央大学成为民国第一学府。

图片58：罗家伦校长（左）与万米长跑冠军合影

图片59：国立中央大学拳击队 （1945，重庆沙坪坝）

图片60：中大工学院足球队

图片61：中央大学院际赛锦标队农学院队（1933）

图片62：中大嘉陵歌咏团

图片63：中大学生器乐四重奏演出

六万人大学

罗家伦校长出于对学校进一步发展的考量，为了拓展办学空间，率先提出筹建万人大学的想法，决定另觅新校址，以建设万人大学。

1934年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建立中央大学新校址”的提案，1935年11月在石子岗征地8000亩，1937年1月新校址动工。然而“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大新校址的建设被迫停止，付之东流。虽然因抗战爆发最终未能实现建设万人大学的宏图，但建校的款项用于学校的西迁，极大地保存了学校的有生力量，使中大在西迁后仍然成绩斐然。

图64：万人大学规划平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