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正东，开云足球俱乐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3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阶级、政党、个人的维度来阐释文化主体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通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辩证统一的角度，创造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增强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思想自觉和历史主动。
关键词：“两个结合”；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阶级、政党、个人的维度出发，阐述了关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基本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的重要基础。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出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具体体现在对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的深刻阐述上。深刻理解“两个结合”与当前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本质关联，对于我们深化对文化主体性建设规律及发展方向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基本观点
文化主体性，顾名思义是指文化维度上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文化主体性的概念，但是在特定的实践语境中对文化主体性问题展开了深刻的思考。首先是阶级的文化主体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统治阶级的文化主体性进行了说明。在他们看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之所以要编造某种关于自身所属阶级的幻想，目的无非是通过确立某种思想霸权而把被统治阶级统摄进自己的实践逻辑之中，以完成其作为统治阶级而实施的思想统治。“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正是这种对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统治阶级文化主体性的具体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对统治阶级的这种思想统治的基础进行了阐释。在他们看来，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在思想观念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即建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物质生产领域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没有后者，前者也不可能发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文化主体性不是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文化主体性，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现实的文化主体性。
除了对统治阶级的文化主体性进行思考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对革命阶级的文化主体性进行了解读。他们明确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而革命阶级的存在又是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对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来说，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巩固是通过对共产主义意识的传播与实践而实现的。
其次是政党的文化主体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政党的文化主体性与阶级的文化主体性紧密相联。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是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的更为自觉的表达与展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政党的文化主体性作了清晰的说明：“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革命实践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握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从而深刻洞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建立起来的。这种文化主体性体现了共产党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坚定自信和坚强决心。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主体性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可能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要在揭示阶级的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再对政党的文化主体性作进一步阐释，是因为在唯物史观的解读视域中，工人运动并不像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实践行动，而是一种建立在对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实践行动。这种行动涉及现实社会历史发展所提供的客观条件、行动本身的不断演进和发展过程、行动所带来的明确结果即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等非常丰富的内容。一般的无产阶级群众即使对斗争的大致情况有所了解，但要对这些丰富的内容作出科学的、完整的、准确的把握的确是有困难的。而这正是政党的文化主体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框架中出场的原因，因为共产党人能对上述复杂内容作出正确的把握，从而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责任与使命。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就曾对工人政党的出现作过清晰的说明。在谈到宪章派这一“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时，恩格斯说：“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的政党，它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党。……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在恩格斯看来，正是因为有了宪章派这一工人政党的出现，才使工人运动从分散的、自发的状态走向有组织的、自觉的状态。进一步说，正是因为宪章派有了这种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主体性即对自身使命的清晰认知和坚定信念，才会有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
再次是日常生活层面上个人的文化主体性，严格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从正面阐述过这一问题，即没有详细地谈论过个人对于帮助其认识现实世界的符号系统的重要性的认可，而是从负面即一种正确认识现实世界的符号系统的缺失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加以阐释。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的论述，以及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雇佣工人的观念拜物教的论述。在前者中，针对旧革命的幽灵在法国1848年革命中的复活马克思鲜明地指出：“在1848-1851年间，只有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这是对旧革命思想对当下革命进程的妨碍的阐述，是对法国1848年革命中革命者文化主体性的缺失所产生的负作用的指认。这种缺失体现在作为革命者的个人不能很好地把握革命运动的历史前提、发展规律及必然结果，因而丧失了其作为革命者的主体性。当然，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这种革命者的文化主体性的缺失所带来的消极作用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而必然会为浩浩汤汤的历史大势所涤荡干净。
在后者即《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雇佣工人所受到的观念束缚的角度，谈到了作为社会个体的工人因无法看穿资本关系在现实层面的颠倒而在意识层面受到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情况。“在资本的关系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具有本质特征的是神秘化，是被歪曲的世界即主客体的颠倒，就像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而这些东西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变形和变态而完成了。……而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上，是被压迫的一方，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对马克思来说，单个雇佣工人无法看清资本逻辑的本质，也无法担负起革命主体的责任，这是个体维度上的文化主体性缺失所导致的结果。当然，唯物史观的解读视域使马克思清晰地看到工人个体摆脱这种文化主体性缺失状态的必然性，那就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资本逻辑的演进，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运动必将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推到雇佣工人面前。而这便是工人个体在实践中既反对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即资本关系本身，又反对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形式即束缚工人的歪曲了的观念的现实前提。工人个体的文化主体性的回归就是沿着这一社会实践的发展线索而实现的。
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也未曾明确地使用过文化主体性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他从俄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推进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对阶级的文化主体性的理解。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必要性。在谈到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时，列宁指出，要想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贯彻斗争精神，作为最积极的、最主要的力量参与到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事业之中。“资产阶级竭力抹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培养出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在对资产阶级作斗争时的无限忠诚，就是说，如果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为完全战胜其宿敌所必须提出的一切任务，那就谈不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无产阶级通过社会教育来传播革命思想的相关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其次，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指导思想。列宁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担负起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重任，这不仅已经被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史所证实，而且在理论逻辑层面上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仅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而且以开放的胸襟吸纳了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切进步精神。“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明确为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列宁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再次，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建设的长期性和坚韧性。在列宁看来，如果说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任务则不然，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因为我们不仅要帮助群众消灭文盲，而且还要真正地让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被人民所接受，并转化成改善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动力。“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没有这些品质，甚至无法着手做政治教育工作。而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说，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阐述中也涉及了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建设的长期性的思想，但明确地提出这种长期性的观点，并强调，必须用人民群众发展国民经济的动力是否得到切实提高这一标准来检验文化建设的成效，是由列宁完成的。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阶级的文化主体性为核心线索，延伸至对政党和个人的文化主体性的研究。他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关于文化主体性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其中贯穿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解决具体的文化主体性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遵循。
二、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主体性问题
在当下中国的实践语境中，文化主体性建设面临着崭新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首先，就时代背景而言，我们今天的文化主体性建设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不仅以全球治理模式深刻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以更为深层的人类文明发展格局重塑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日益广泛，人们对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进步的渴望更加强烈，需求更加迫切。另一方面，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人类社会面临着思想割裂、文化纷争的共同威胁，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应该说，这种时代背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面对的实践语境是不尽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面对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对于他们来说，在认清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阐明阶级的文化主体性，凸显革命政党的文化主体性，批判私有制条件下个人的文化主体性被遮蔽的问题，是文化主体性研究的重点。他们解读视域中的无产阶级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而不是某个特定民族的。因此，他们关于文化主体性的研究不可能聚焦到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框架内，当然也就不可能延伸至特定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层面。列宁将文化主体性研究的视域拓展到特定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但由于他当时主要关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与巩固问题，因而关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分析也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的发挥上，而没有来得及从更为基础的角度，即俄国这一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形式的角度来谈论文化主体性建设的问题。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及实践语境，决定了其对文化主体性的研究需要跃升到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层面。我们今天在中国谈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目标已经具体化为在正在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出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声音、书写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篇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日常生活中个人维度上的文化主体性问题，已经通过特定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中介而具有了更为深厚的理论意蕴。我们当然可以谈论个人认知或理解现实世界的符号系统的主体性建设问题，但如果脱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建设这一更为宽广的历史语境，那么个人的文化主体性研究也必然得不到应有的深化，个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水平也必然得不到应有的提升。这就是我们要把个人的文化主体性问题提升到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层面来加以解读的原因。再进一步，由于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除了具有发出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声音的作用外，还具有书写重塑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篇章的功能。也就是说，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因此，我们谈论文化主体性问题时，在阐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探讨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从历史、理论、现实等多重维度来深化对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基因及其实践意义，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当下时代背景中的历史性意义。
当下的时代背景还决定了我们对政党的文化主体性的研究必然会跃升到政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把握的层面上。我们今天之所以继续研究政党的文化主体性问题，是为了阐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当下复杂的实践语境中做到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为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的。“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深刻洞察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既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又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时代背景不同，对政党的文化主体性研究的重点当然也会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政党的文化主体性的研究聚焦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及推动层面。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是核心目标。而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及推动已经具体化为通过为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而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以及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对政党的文化主体性的解读视域的拓展与深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同时，就思想文化背景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元素，它们也是我们在推进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研究时所应重视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元素作出了深刻的阐述：“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里以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为例，来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前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益滋养。“厚德载物”的说法来自《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君子应像大地一样，拥有包容一切的美德，承载世间的万事万物。引申开来，这是说君子应当以开放的胸襟承担时代责任。“明德弘道”的说法是从《周易》《论语》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提炼出来的，意思是说人应该彰明德性、立身行道。由此可见，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人内心之德要与天地之德相合，并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使这种德性付诸实践。当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坚持“第二个结合”时，会很自然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并造就出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性意义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的实践性和价值性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元素，使这些思想元素从原有的伦理道德层面跃升到探寻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华文明发展现实道路的科学理论层面，促使其完成自身的生命更新及现代转型。同时，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元素，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基本观点提升到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框架中来加以解读，使之直接面向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历史语境，并切实承担起探索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
三、“两个结合”视域下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强调坚持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语境中提出的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观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水平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三者辩证统一的科学认识上。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积淀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成就的总和。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一种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在本质上是这种文明的历史性特征在主体性维度上的表现，即是说，它以这种文明的历史性特征为基础，同时更为深层地把握住了这种文明的本质内涵。这里就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问题展开一些更为细致的分析。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是通过征服其他文明得来的，更不是通过被其他文明征服而移植的，而是始终依托中国这个国家而存在并发展至今的。因此，中华文明的自我发展的文化主体性追求向内凝聚的统一性，是以深厚的家国情怀为基础的，是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前提的；它不是由某些孤立的、零散的文明形式简单拼接而成的，更不会以国家四分五裂为代价谋求所谓的发展。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与其突出的包容性相辅相成而存在的。“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用单一文化取代多元文化，而是把多元文化发展成共同文化，这种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取得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鲜明特征。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不是没有需要面对的挑战。如融合内部差异极大的地域乡土文化、宗教信仰等，就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本身就意味着对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挑战的承认。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还包含回应挑战的内容。它是指中华文明在建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自觉地、主动地回应各种或显性、或隐性的冲突与挑战，并以中华文明所推崇的共同文化来迎接和应对这些冲突与挑战。这种回应挑战的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华文明不是一种只懂得开“顺风车”的文明，而是一种在面对现实困难时能够逆势而上、保持自身良好发展态势的文明，这也是它能够始终连续发展、绵延不断的原因。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已合一的世界，在人已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已；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的自我发展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对于来自世界其他文明的挑战也是尽量以和平的方式回应。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是通过战争、殖民等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的，这种现代化模式虽然也有可能让这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一些物质文明成果，但是这种模式没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没有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必然会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所抛弃。以和平性为鲜明特征的中华文明与这样的文明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中华文明还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表现出一种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与这种创新性特征相呼应的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也就很自然地具有了开创新局的内涵。从本质上讲，具有创新性是一种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华文明之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而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具有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世界四大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之所以已不复存在，除了遭到外族人侵等因素的作用外，在一定程度上也都与它们本身缺乏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有关。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的开创新局表现为一种自觉的创新性，使它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怕任何艰险，勇于接受任何新鲜事物；表现为一种普遍的创新性，使它能够不断拓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还表现为一种彻底的创新性，使它“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
与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相呼应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前者是滋养后者的土壤，后者是前者的载体，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在谈到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扣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时深刻地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这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指明了方向。
从文化土壤与实践主体的辩证关系来看，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内容上相互呼应、各有侧重，二者之间有很强的本质性关联。譬如，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有自我发展的内涵，彰显的是一种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自觉。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凸显的是必须走自己的路的坚定，这一点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所决定的。中华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自觉是滋养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文化土壤，而中华民族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坚定选择则是中华文明在实践主体维度上的自觉性的突出反映。再譬如，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有开创新局的内涵，彰显的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始终以创新为支撑。这一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上的表现便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开拓进取的民族。“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骨子里就没有因循守旧的基因，不断创新是其鲜明品格。又譬如，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有回应挑战的内涵，彰显的是中华文明坚持用最大的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这一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表现为中华民族谋求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鲜明特征的理解；而对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梳理，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形成的历史必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政党维度上的凝聚和升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此进行解读。首先是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来由。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建立起来的。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其次是这种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等十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这十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宝贵经验，可以被看作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具体内涵。再次是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指导思想，“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最后是这种文化主体性的现实意义。有了这种文化主体性，不仅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因而使中华民族拥有了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文化自觉，使中华文明拥有了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自信。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境界。从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来深化对文化主体性问题的认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本质特征的深刻把握，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思想自觉和历史主动，有助于我们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