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5月31—6月1日，由开云足球俱乐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开云足球俱乐部哲学学院、开云足球俱乐部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开云足球俱乐部举行。来自海内外30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技术封建主义、人工智能和当代社会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31日上午，开云足球俱乐部哲学学院院长张亮、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教授乔迪·迪恩、开云足球俱乐部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唐正东在会议开幕式上先后致辞，开云足球俱乐部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蓝江主持开幕式。
张亮在致辞中介绍了开云足球俱乐部哲学学院既注重基础研究，又关注社会现实的优良发展传统并表示，时代的阶段性变化必然会推动思想生产的阶段性变化，在马克思基于19世纪机器大工业的社会突进建立科学的资本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之后，马克思主义所要科学地认识、革命地超越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当今数字技术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全面加速，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要特征，传统的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理论无可辩驳地遭受着数字化浪潮的冲击，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数字资本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无可回避的课题。同时，尽管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晚近的发明，但对它的认识仍然不能脱离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诞生的原始语境，数字资本主义批评仍需不断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唤起马克思主义在面对时代之问时的理论生命力。
“如今，数字技术正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数字创新如何影响着生产？数字技术在哪些方面挑战了我们对价值的理解？是否存在着过多的剩余，以至于导致浪费、打破平衡、造成破坏？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要回答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采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非常合适。”乔迪·迪恩表示，要从批判的角度看待数字技术的快速传播尤其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环境成本、生成内容的误导性、运用中的不少负面效应、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人工智能的消极作用等必须予以重视，通过深入的理论探讨，构建和强化创造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美好前景所需要的理念。
以学术方式最大可能地使我们所处的数字世界变得更好。唐正东强调，经过近几年的学术探讨，学界已经在数字资本主义研究领域积累了较多学术成果，同时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研究主题的复杂性与前瞻性，比如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算法控制和数字工人的抵抗策略问题、零工经济与劳动异化问题、数字平台垄断与劳动者收入增加问题等。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使数字平台资本主义研究及其学术探讨走向何种未来变得需要更多的思考，像奈格里等学者所说的非物质劳动能给人类带来大同世界的想法过于简单，而是否可以通过开拓合作主义的路径来实现数字平台的未来理想状态，则需要更多的创新性思考。在中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征途中，不断推进在数字经济研究中的理论创新是学者的理论使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当代西方语境中的数字资本主义进行透彻的学术解读。
31日上午第一阶段的主题发言由《江海学刊》主编赵涛主持，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尼克·戴尔-怀特福德、开云足球俱乐部教授张异宾、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教授乔迪·迪恩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冠军先后发言。
尼克·戴尔—怀特福德以“人工智能：超资本主义的混乱”为题，描绘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普遍运用之后各行各业工作者对这种人工智能的多种抵制活动，面对当今无论是此起彼伏、基于多种不同理由展开的罢工运动，还是创作者对人工智能非授权使用其作品进行训练的抗议，又或是抵制人工智能在公共系统或军事技术中不加限制地滥用等现象，怀特福德倡导，在对这种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基础设施的人工智能进行成功的限制之前，应当暂停进一步的人工智能研究和使用，我们应当为人工智能的运用和发展寻找一种不同于当下使用现状的新未来。
张异宾肯定了多位西方研究者在这一论题上研究的激进创见与现实的实践取向，但也强调中国学界学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应当要从历史性和现实性角度慎思，而不是简单挪用西方的批判，张异宾以“天使和魔鬼：信息存在论的两面”为题主要提出两个观点：首先，我们应当辩证看待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作为一项技术它本身并没有罪恶与否的价值判断，但是背后的资本让这种技术产生了罪恶；其次，英美学者在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上的进路主要通过媒介和传播的路径进入这一问题，而我们应当发扬自身在欧陆批判理论上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资源，基于这一背景，结合马克思《57-58手稿》中“智能劳动”和机器论片段的价值生产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张异宾认为，在数字劳动或数字生产背后更根本的是“信息存在论”，表明虚拟的空间当中通过数字化代码实现为机器的生产，人工智能的算法实现和数据爬取并非“人”的操纵过程，而是物的内在进程。
乔迪·迪恩以“从交往资本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为题进行了报告，她梳理了“技术封建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历程，认为当代互联网的现状已与二三十年前的互联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形态，在千禧时代，通信是生产、分配、流通和积累的核心，互联网正是加速信息流通的最新媒介，承载了当时“交往资本主义”所广泛希冀的美好未来。但当下，当代经济的诸特征依赖于信息传播系统与开采、生产和分配系统的融合，网络作为一种“榨取技术”造成了链接的幂律分布和社会不公的长尾曲线。复杂网络同时造成了注意力竞争，不同的软件和社会媒体竞争着用户的注意力，而这些诸如评论、点赞等注意力数据直接与创作者的收入相关，带有详细证据的长篇创作收到的注意力数据远少于粗浅的人工智能作品，迪恩将之称为话语的“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变。社交媒体创造了一种着魔于言论本身、而不考虑其真实性、也不考虑其后果的言论依赖。迪恩总结认为交往资本主义从两个方面趋向于技术封建主义：首先，胜者将占有复杂网络中的所有利益；其次，通信从意义系统变化为交换系统，而这一变化会碎片化和破坏符号媒介的交流与传播。
吴冠军以“在技术奇点与技术封建主义之间的深度求索”为主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批判性思维在当代问题上的重要贡献，技术奇点概念源于物理学中时空无限曲率的奇异性，类比到技术加速发展中则意味着可能使既有的法则失效。吴冠军引用量子物理学家约翰·冯·诺伊曼1957年的观点，警示技术加速迭代或使人类迈向无法继续已知事物的奇点。部分奇点论者对未来的描绘过于乐观，忽视了奇点的本质是“已知的未知”，是人类在面对奇点时的应对能力无法确信，可能陷入“智能依附”困境中。人工智能能动者迭代速度远超人类自我提升速度，致使智人能动者不被需要，这种“不被需要”困境在现代性政治哲学框架中难以得到解决。技术封建主义概念分析了当下资本主义正演变为技术封建主义形态，少数技术巨头垄断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智能领主”，而普通用户沦为“智能农奴”，DeepSeek等新兴模型通过算法创新降低训练和推理成本，挑战巨头定价策略，为行业带来新变革。其开源发布方式提高模型可获取性和透明度，赋能智人能动者，邀请人类共同探索智能未来。吴冠军呼吁人类需学会与AI合作，构建有沟通力的共同体，以应对技术奇点与技术封建主义带来的挑战。
31日上午第二阶段发言由《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副主编吴兰丽主持，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助理教授詹姆斯·施坦因霍夫、开云足球俱乐部教授蓝江、美国圣弗朗西斯学院教授胡里奥·华托和开云足球俱乐部教授胡大平先后发言。
詹姆斯·施坦因霍夫以“合成数据与资本：迈向自动化理论”为题陈述了自己的研究，“合成数据”是一种应用于人工智能行业的新型技术，可以通过“生成模型”或“仿真环境”两种方式生产出来，被描述为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数据、而非真实世界的抽象提取。施坦因霍夫从马克思经典的资本总公式进入讨论，在现实中，各个生产资料占有者在面对资本主义的竞争，不得不以自动化的方式生产出更多的资本，而数据密集型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同样符合这一定律。在当代，数据业已成为资本主义的关键要素，当代互联网的数据归根结底就是“人”，是对人类的抽象记录。与马克思框架中的劳动一样，数据本质上是人的劳动。这就意味着，人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得不“自动化”。正因如此，“合成数据”代表了一种数据密集型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新型自动化趋势，它并非直接的、生产或流通的自动化，而是数据这一生产条件的自动化。
蓝江教授在“作为人类与智能体交流门户的大模型”的演讲中指出，“大模型”成为了未来人机交往和交流的中介门户，我们并非直接与智能机器进行交往，而是先与大模型进行互动、再以大模型推动智能机器发展。传统的理论要么遵从主体和对象的新康德主义路径，要么走向架构普遍生命性的新泛灵论路径。这些路径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社会关系应包括人与智能体之间的关系，传统的理论往往是基于“语言”作为交流的中介，而当今应思考语言的界限以及在语言之外思考的可能性，蓝江进一步提出，人应当走出语言的藩篱，要么让机器上升为另一种人类，要么人类将自身“下降”为一种代码存在，以“物体间性”的方式和机器交流。人在彼此的交流中虽然是平等的，但是在互联网之中，自身的交流成为代码、作为代码层存在后，这种一般数据被取消了主体性、因此可以被平台资本所占有，当代互联网巨头公司正是通过垄断“下降”的交流路径攫取租金，这也是技术封建主义的技术成因。
胡里奥·华托以“新兴多极世界中的数字技术革命”为题，认为数字技术在迅速改变我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其本质在于客观世界符号化成本的快速降低，从而推动了科学理解的扩展。数字技术革命不仅涉及计算、通信等，还形成了互联的基础设施网络，这一变革已成为全球社会的核心特征。华托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将这一现象分为两个互补视角：物质技术层面和社会结构层面。物质技术层面关注数字机器网络的扩展及其对劳动合作的促进，在“规模报酬递增”理论中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劳动成本的降低、生产率提高。在社会结构层面，全球社会的阶级和国家走向分裂，数字技术的收益往往集中在资本所有者手中，而非劳动者。这种不平等在国际层面表现为帝国主义现象，其中强国对弱国进行经济剥削和军事干预的威胁。社会主义作为应对数字技术革命挑战的解决方案，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斗争的重要性，多极化世界可以为减少帝国主义影响和促进全球和平创造条件。
胡大平以“野蛮的自主化”为题展开主题报告，认为在当下，讨论技术问题并不是讨论技术前景、而是讨论的文明前景。我们在数据的全面资本化、生活全面数据化的趋势面前，当代人类也面临着生存危机。“终结”并非耸人听闻的话语，而是一种事实——人类假装生产意义的事实，而这种终结往往伴随着对人类自身的野蛮暴力。在当代，野蛮达到了极致，即达到了自主化。野蛮的自主化阻塞了未来到来的道路，未来的社会主义需要环境、技术、社会和人类四点要素，而当代面临着环境的巨大危机、技术的伦理和生存风险、社会公共性的丧失与物化、人本身的悬而未决与灵魂分裂问题。面对这一危机，人类何去何从已成难解之题。
31日下午分论坛（一）的第一阶段发言由《江海学刊》冯潇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孙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倪锴轶、四川师范大学研究员路强、复旦大学副教授温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巩永丹和厦门大学教授王波先后发言。
孙亮围绕认知资本主义及其对主体性、权力模式和社会建构的影响展开。认知资本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存在交叉，关注主体性、劳动方式变革。孙亮提到意大利学者的贡献，特别是拉扎拉托对非物质劳动的研究及其对福柯生命政治的批判与推进，提出话语政治的重要性。现代社会权力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符号系统分为意志性和非意志性，后者在数字社会中成为新的统治方式。符号治理通过话语控制社会关注点和选择，抹杀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结构性原因的追问。非意志性符号通过主体生产实现资本主义的奴役，个体在数字社会中被功能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孙亮通过存在性确认和生存美学抵抗符号治理，强调通过艺术和创造性实践生成主体性，摆脱符号系统的压制。拉扎拉托理论的局限性在于符号作为存在基础的观点存在问题，符号学治理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且其抵抗方式缺乏政治行动方案。
倪锴轶聚焦于加速主义的工艺学隐性逻辑，首先指出加速主义源于劳动创造价值的时间转变，从循环时间变为不可逆时间。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变革加速自身发展，形成以技术为原动力的激进化策略，延续并激化资本逻辑。左翼主张技术改造生产关系，右翼利用技术加速资本自由发展，但两者均未脱离资本主义框架，寄希望于技术潜能释放实现后资本主义过渡。工艺学探讨技术与人的关系转变，从工具作为身体延伸到技术异化，伴随主体性抽离与技术理性扩张。资本形式分析一般智力到一般智能的转化，指出人工智能时代资本积累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改变。劳动关系部分揭示从外在强制异化到内在自我异化的深化，数字技术与算法治理背景下，个体将资本效率逻辑内化为自我监控与优化准则。社会统治逻辑则探讨从抽象劳动统治到抽象时空的变迁，数字时代时间被压缩、空间被重构，资本通过技术实现对生活的全面掌控。加速主义隐性特质源于技术进步掩盖，如工作效率提升与生活便利，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下的技术应用，而非技术本身。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可改造加速主义，揭示其背后资本驱动与社会关系，指引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
路强深入探讨了智能工具对人类劳动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焦虑和生存担忧，路强认为该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们担心失去通过工作获取生活资料的机会，这种担忧源于劳动力被智能工具取代后，无法实现自身的交换价值，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谋生，更在于社会对人的需要。当前社会中，人的价值常被转化为经济或金钱价值，导致人的需要被异化，而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中，劳动应是人的本质属性，核心在于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智能工具的劳动替代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促使人类寻找更具审美化、个人化体验化的活动，智能工具提供的便利条件应普惠更多人，应关注分配端的改革，不仅关注物质产品的分配，还应关注劳动本身的分配，即实践活动的分配，这包括多元化和体验化的技能培训，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温旭聚焦于数字资本主义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辨析，探讨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影响，指出马克思提出商品的秘密在于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决定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转化为数据商品，形成数字价值，催生了数字劳资关系，这种关系基于数字交互，从传统的物物交换转变为数据交互，数据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数字劳动也相应地分为数字具体劳动和数据劳动，分别创造数据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数字劳动创造价值，但并非所有数字劳动都能生成数据商品，需通过交互实现，数字平台利用数字劳动者创造的数据，实现商业价值，温旭还强调数字平台通过对数字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获取剩余数据并实现商业价值，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是数字劳动者个人时间的一部分，却被数字平台占有并用于再生产，整体而言，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的关系仍遵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但数字时代的特殊性要求对这一理论进行延伸和深化。
巩永丹以马克思的“一般智力”展开，探讨在数字资本主义深度控制人类社会的当下，社会主义的希望与未来社会理想是否能实现。西方左翼学者率先发起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形成重大理论效应，提出众多资本主义形态概念，如算法资本主义、情感资本主义等，以及多种共产主义理论方案，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较量中，需回到马克思对技术现代化历史趋势的批判。马克思对技术、资本、劳动等概念进行了大量阐述，批判技术在资本主义下的应用，并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学者研究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应回到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手稿和文本中去。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研究存在四个维度：从生产一般到质的一般的方法论逻辑，从工艺学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转换，从自动机器体系到一般社会知识的本体论转换，以及对节约劳动时间与增加自由时间的辩证法思考。当代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有重要关联，应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挖掘新质生产力理论根源。最后，需讨论如何打破“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应用，实现其社会主义应用，推动公共逻辑与共同性的普惠。
王波聚焦于三个核心问题：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是否蕴含心理学；其二，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自19世纪末以来心理学知识的累积；其三，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如何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特别是数字资本主义。他指出资本主义虽历经政治、经济、生态等多重危机，却仍存续，原因在于其通过对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殖民化维持再生产能力。心理学的普及在重塑大众精神构造时，也消解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动性。王波指出，在资本主义政治构造中，政策与立场被当作商品推销，选民被简化为具短期利益诉求的个体。霍桑实验显示工人情感与态度影响劳动，但资本逻辑下工人心理与情感体验缺乏现实经济基础。私人领域心理学化使情感能力成为资本的附庸，心理学成为替代革命的意识形态机器。当今需借助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学实现认识的转向，认清资本主义本质，创造革命性心理学条件。
31日下午分论坛（一）的第二阶段发言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安薪同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雷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王寅、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李弦、江南大学教授代利刚、上海大学讲师阳育芳、开云足球俱乐部博士研究生石润民先后发言。
雷禹探讨了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指出罗萨理论既继承批判传统又挑战马克思生产方式分析范式，核心问题是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定位该理论价值与局限。接着从三个层面梳理理论框架：一是作为社会加速的历史认识论，包含现实与理论维度，揭示全球化与技术革命对时间感知改造；二是基于资本主义合理性统治重建社会加速液化的病理学，诊断社会病态；三是规范的共鸣伦理学之解放路径，以共鸣概念强调自我与世界互动关系，试图破解社会加速问题。最后雷禹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审视，指出罗萨理论根本逻辑是从马克思基于经济必然性对资本主义否定，转移到对社会系统正当性规范性批评与重建，虽然推动批判理论更新，但弱化了革命性。
王寅围绕平台资本主义、平台党与平台共产主义展开探讨，在平台资本主义方面分析平台资本化，指出平台分层化建设使上层掌控大量信息，造成底层民众福利受限、分配不公。其次平台封建化，数字化时代下平台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导致新的封建状态及剥削形式的产生。再次平台劳动异化，数字化劳动使人类陷入闭合循环交流，加剧内卷。平台组织形成了平台党，一方面借助数字化智能APP提高决策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数字极端组织。在平台共产主义方面，王寅指出其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本质区别，实现平台共产主义需考虑防止平台私有化、建立共享机制等问题，促进平台更好服务大众。
李弦在演讲中用“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剖析当前社会文化病症，指出其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及平台资本主义的差异，批判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如何改变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学生课堂现象、导师与学生关系、以及福柯关于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形态的理论等案例，揭示晚期资本主义下个体所面临的压力、师生矛盾以及社会形态的转变。李弦还借鉴卡夫卡的作品，强调个体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无力感和困惑，认为应对这些文化病症进行理论化和概念化，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代利刚探讨了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学，说明其与海德格尔、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关系，并结合数字时代背景，分析自我与他者、主体与社会关系的演变。韩炳哲的思想深受现象学影响，尤其对海德格尔的情调问题有所研究，在德国哲学传统中具有独特性，同时受到批判理论的影响。他提出自我免疫的观点，认为在数字时代，自我面临着外部刺激和内在压力的双重挑战，导致自我保护机制的增强，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自恋文化的兴起。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个体面临着新的压迫形式，这种压迫不再仅仅是经济上的剥削，还包括精神和文化的控制。尽管韩炳哲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有所不同，但他也试图将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当代社会问题，关注个体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精神状态，以及如何在数字时代重新定义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公正。
阳育芳指出，AI出现引发主体客体之辩，其关联到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一是AI能否取代人类，认为人工智能无法像人创造不同事物；二是AI冲击下人类主体自我认同及与他者关系处理，从黑格尔理论视角分析自我意识斗争等复杂关系。阳育芳通过梳理哲学脉络，指出各模型问题，如黑格尔模型以历史终结为代价，萨特模型达不成主客关系等。阐述了AI作为新变量同人类构建伦理关系，具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统一特征，打破乐传统二元对称关系，转化为多元化、去中心化关系，为理解自我与他者关系提供新思考路径，为AI本体论提供哲学可行性的思考。
石润民说明了数字时代“从视频到信息”的变迁中非物质劳动与媒介化主体的演变。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背景，石润民从本雅明对经验问题的探讨切入，指出摄影机等技术设备改变了人类经验世界的方式，成为“机器的眼睛”，引发对人类认知综合方式和生存境况的思考。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电影研究开辟新路径，思考影像的时间综合及其带来的革命性力量。现代游戏化现实如“杀时间机器”，使审美和行动范式难以应对，外卖骑手接单换单的高效方式也体现了游戏化现实对审美体验的冲击。
31日下午分论坛（二）的第一阶段发言由《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陈绍辉主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静、北京大学副教授陈文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人江、华南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陈尧、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文兴、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闫晋齐先后发言。
吴静讨论了数字平台的地租问题，零工经济的劳动新形态延长并弥散了社会大生产中的劳动剥削问题。一些学者挪用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认为平台本身并不介入剩余价值的生产，平台的地租来自于分割社会总剩余价值。然而，这种理论恰恰受到其所批判的中介平台的欢迎，这种理论只是从分配方式入手，而没有进入到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忽略了平台所依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吴静指出，只要企业仍然具有资本增殖的动机，那就仍然无法脱离资本主义。并且，技术封建主义的“平台”与封建主义的“土地”具有本质区别，后者具有其自然价值，而前者必须要大量投资才能构建出数字土地。最后，吴静认为，弗雷泽的“食人资本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复杂结构，从这点而言，今天也不过是另一种复杂的、多元性的资本主义面向而已。
陈文旭讨论了数字时代的个体认同与数字身份在当代政治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数字身份是社会身份的数字化转译，数字技术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技术不只是人某个具体感官的延申或强化自我存在的手段，更在这种转译中成为了个体身份的集中体现和存在依托。人的主体性通过数字技术得到了独特表达，因此，对个体的治理也寻求新的方式。传统的身份政治强调差异政治和承认政治，但数字身份却因其碎片数据的基底，数据隐私被商品化、主体的控制权被弱化，算法规训了身份的标签化和刻板印象，虚拟身份和真实身份不断割裂。
陈人江在列宁思想框架下讨论“技术封建主义”，首先，技术封建主义的“垄断”是列宁“垄断资本主义”的当代映照，数字社会同样也从自由竞争转向垄断阶段，生产向大企业集中，映射了“技术封建主义”的根基。其次，技术封建主义的“寻租”和“食利”是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分析在当代虚拟经济中的体现和深化。第三，技术封建主义的云农奴可以看作垄断同盟剥夺下的流众的新形态。最后，技术封建主义的出路可以参照列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陈尧指出，技术封建主义的出现和运转首先发生在开辟的数字空间当中，因此，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应当首先反思其“空间”。首先在方法论上，技术封建主义的“隐喻式”方法忽视了生产关系本质上的差异，忽视了剩余价值的实际产生，弱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的根本对立。其次，空间视角是一个更好解释技术封建主义的进路，资本的运行不断追求空间的扩张，技术封建主义仍然是一种空间的扩张、空间的修复与空间的殖民。
张文兴力图考察“云地租”的根本来源，他指出，“云地租”作为一种数据租赁形式，其核心在于数据与剩余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公共化、商品化以及垄断特征，而数字资本主义内在蕴含向平台外部寻求超额利润的需要成为了“云地租”产生的动机，这种云地租实质上是数字资本对产业资本寄生后向产业资本收取的资金，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而不是某种封建依附关系。面对这种云地租，我们应当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实践性出路。
闫晋齐指出，技术封建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呈现出“封建性”，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类封建现象总是联系在一起，意图提供一种持续性的类封建分析框架。卢森堡和列宁都指出，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总会寻找新的空间，在新的空间形式中，总会发生新的圈地运动，呈现出新的封建现象，数字空间正是资本主义在知识空间之后发现的新空间。闫晋齐将技术封建主义重新解释为数字空间的原始积累，它只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封建时刻”，而非真正的新时代。
31日下午分论坛（二）的第二阶段发言由《开云足球俱乐部学报》徐楷森主持，天津大学教授宋建丽、黑龙江大学副教授李佳怡、开云足球俱乐部副教授黄玮杰、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张灿、浙江大学研究员严松、华侨大学博士研究生黄维铭先后发言。
宋建丽探寻了数智时代新社会形态具有更好未来的新可能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型数字技术变革了生产方式，加深了数字技术权力的霸权性，塑造了新技术贵族和平台劳动者的新阶级格局，造成了技术寡头的垄断和民主制度的衰退，加剧了全球数字不平等。通过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我们能够认识到，“资本文明”的确得到了巨大进步，但伴随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却是人类世界的反文明野蛮倒退。因此，我们亟需构建一种“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展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数字活力和数字动力。
李佳怡讨论了齐泽克在《数字神》中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她首先分析了齐泽克的批判演进，齐泽克首先通过宗教批判将教会的内在越界模式类比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利润律令，展现数字资本数以社会深层的结构性悖论，其次通过大众文化批判解释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幻象与符号系统实现对主体的深层控制以及在对大众文化的解构中寻求重构，最后，他以意识形态批判指出，当人们通过抵制算法推荐、揭露数据垄断打破算法的历史必然性时，其反抗行为却被数字大他者吸纳为升级的养料，促进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李佳怡进一步分析了齐泽克文本中“变态机器”的关键概念和技术封建主义的评论。
黄玮杰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影进行分析，讨论是否具有一种人和人工智能的爱欲关系可能。在早期电影中，人工智能角色并不是基于爱欲关系被设计，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他者出现，以此产生了爱欲的关系。在近年，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作为欲望机器被设计出来的影视作品逐渐出现，人工智能要么作为爱人的替代品，要么作为虚拟的完美伴侣对象出现，在后者当中，人工智能纯然是为了实现人的爱欲关系而进行资本增殖。他进一步通过拉康的资本主义话语指出，这一类电影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变为资本主义话语对对象a的工业复制生产，利用人工智能放大了个体的“真理机”。然而，设定这种爱欲人工智能的人类也将面临这一欲望装置的反叛。
张灿探讨了人工智能情感的问题，人工智能情感即试图将人类情感转变为可操作、可数字化的情感模型。人机的情感交互包括情感识别、情感生成与情感试验，可以区分出被动的情感交互和主动的情感交互。随着媒介的延申和技术的发展，人类情感不断去身体化、消解了情感实践的场景，并发展为算法殖民下数据化的产物，具有一种情感智能的可能性。面对这种技术，如何守护所谓不可测算的人性本身成为了当代问题。
严松讨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问题，尤其在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是否具有一种革命主体、这一革命主体又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有何联系。在当代，西方理论家往往认为，传统的革命主体已然嬗变，要么革命主体完全破灭，要么应当构建新的革命主体，然而，马克思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是一种自为的无产阶级而非自在的无产阶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革命主体并没有消失，只是被遮蔽，需要我们的激活。
黄维铭分析了现代社会的自由时间问题。资本的逻辑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资本的趋势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将这些时间转变为剩余劳动的时间，这正是现代社会自由时间匮乏的悖论所在。机器取代人工，在感性层面获得劳动解放，加速了科技革新和产业革命，但是，这部分被解放出来的自由时间被资本在总体性关系中窃取。不过，资本主义生产在量的层面上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和自由劳动的解放提供了基础，为共产主义的质变做好了准备。
1日上午青年学者论坛的第一阶段发言由《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赵立庆主持，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讲师樊熙奇、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张福公、东华大学讲师白虎、东南大学讲师田笑楠、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研究生宣岩龙、开云足球俱乐部博士研究生刘煜洲先后发言。
樊熙奇结合拉扎拉托的“债务人”概念试图与其商榷资本主义的奴隶化问题，资本主义中一直存在着变相的“奴隶制”，拉扎拉托的研究只是讨论了客观机制，缺乏了对债务人“自愿为奴”的主观机制进行研究，在这一机制下，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尤其是债务奴隶作为熵增模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其结论即：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奴隶制。
张福公基于数字资本主义语境讨论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在马克思的观念中，生产劳动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与其表现形式、生产方式、生产空间并没有关系，通过对生产劳动进行概念区分，我们仍然能将作为当代新型劳动的数字劳动视为生产劳动的一种。
白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治理技术问题。通常意义上对生命治理的理解是基于微观的、形而上学的视角，然而，在生命的政治化之前、生命首先资本化，而在当代，生命则发生数字化。生命权力是资本权力寻求更普遍、更总体的统治所进行的微观化统治，而数字化的生命则是数字资本权力统治的表现。
田笑楠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角度去辨析技术封建主义的思潮，技术封建主义的提出源于“垄断”和“控制”的特征突出在当代表现出来，不过，当我们回到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场时可以看到，现代技术的基础和组织形式始终是革命性前进的，只不过会表现为反革命的型态。再封建化仍然是再分配剩余价值和加强剥削的一种策略。
宣岩龙以数字技术和剥削的视角讨论技术封建主义，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模型完全不同于机械大工业时代的剥削，数字资本家弱化了体力劳动的压榨，却加强了对脑力劳动的剥削，进一步利用数字技术的领先优势，实现了数据垄断利用的经济优势。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参与”就是被剥削，技术封建主义正是对这种“掠夺”式剥削的批判。
刘煜洲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讨论了游戏资本主义，在当下，我们面对的更多是游戏资本主义而非游戏的文化社会学，游戏看上去不同于每日忙于生存斗争的事实世界，让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然而，其背后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控制与剥削。游戏资本主义仍然是网络玩家在游戏空间这一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真实行动、关系与受剥削的生存态。
1日上午青年学者论坛的第二阶段发言由《江苏行政学院学报》易华勇主持，中国石油大学讲师刘晓晓、中国矿业大学讲师苏丹、中南大学讲师王鸿宇、浙江大学讲师马灿林、开云足球俱乐部博士研究生周亦垚、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郭盛均先后发言。
刘晓晓指出指出阿多诺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于同一性霸权，认为思维中的同一性抽象机制与现实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具有内在同源性，随着交换关系发展，形成货币霸权逻辑，而阿多诺进一步深入资本层次，将抽象暴力推向极致。阿多诺认为雇主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是发达形式的交换社会或市场经济。然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简单等同于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存在偏颇，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资本关系，而非商品交换关系，两者遵循不同规律，强调阿多诺依据商品交换关系发展程度理解历史演化的方法，并指出其理论立足于市民社会史观，存在局限性，应转向人类社会史观以全面理解人的社会性及社会发展规律。
苏丹深入剖析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认为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与当代新唯物主义紧密相连，尤其是信息化共鸣概念强调人与物的触动作用。新唯物主义继承了从马克思、尼采到存在主义的理论思路，致力于破解主体性总体性，瓦解物的对象性与本体性，强调物的生成过程。技术物在当下社会加速发展中产生非人面相，其更新换代速度远超人类掌控，导致人与物隔阂。新唯物主义视角下，技术物并非被动客体，而有自身演变过程。苏丹探讨了人与物关系的平等化与离散化，以及物的多面性，强调物在不同环境下产生不同效果。社会加速背景下，技术物的加速发展超出人类预设，给人类生活带来新节奏与目的，引发焦虑等现代病症。罗萨的共鸣理论与新唯物主义在强调感性、肉体及生命体验方面有交汇，共鸣需在人对物半数转换状态下产生，形成意义生发性。
王鸿宇说明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及生命政治生产。马克思从商品生产中的资本权力批判切入，揭示资本逻辑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发展。形式从属阶段，劳动过程直接重组于资本，但劳动性质未变；实际从属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发生，工人生命被片面化发展。机器体系存在意识形态蒙蔽性，资产阶级围绕机器形成的话语具有辩护作用，产生生产性神话。马克思认为，机器体系对工人生命的统治和异化，使工人从总体性个体沦为片面化个体。实际从属关系下，工人人口在生产资本积累的同时，也生产出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形成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导致工人内部竞争和敌对。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治理认为，资本主义管理具有双重性，未来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治理依然存在，但意义转化为从属人类共同形式，属于自由人联合体，需要协调组织能力凝聚个体与共同体力量。
马灿林围绕“技术封建主义的实质及其超越”，界定了技术封建主义内涵，指出其与资本主义的对比，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死亡，而是出现控制与掠夺逻辑。接着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指出技术封建主义在数字时代明显，数字平台所有者类似封建地主收租者，平台掌控数据使附庸缴纳利润或劳动所得。马灿林认为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其言过其实，另一种认为技术封建主义是资本主义新阶段。从宏大历史视野看，当代资本主义特征如掠夺并非新鲜，一直伴随资本主义。最后讨论了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关系，指出数字平台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趋势，但被私人掌控，导致技术封建主义问题。
周亦垚聚焦数字帝国主义，探讨其作为帝国主义新阶段的特征与标准。数字帝国主义通过非生产性手段实现资本积累，与传统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有显著区别，周亦垚梳理了帝国主义的历史演变，分为传统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三个阶段。数字帝国主义的四大特征包括虚拟殖民、算法统治、平台劳工剥削和新型剥削对象。确立数字帝国主义的标准基于列宁的帝国主义五大特点，表现为数据和平台垄断、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结合等，周亦垚指出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如中心-边缘结构强化和金融化新形态，强调其为帝国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延续和发展，核心在于数据垄断和平台扩张。
郭盛均探讨了平台资本主义下的无产阶级身份认同危机。数字平台通过建构多重身份，削弱阶级身份的主导性，标签化策略激化身份群体矛盾，导致多元认同难以整合。平台去阶级化挤压无产阶级话语空间，造成集体记忆断裂。身份政治将困境归因于身份压迫而非阶级矛盾，多元身份叠加引发认同冲突，分化劳动者，推动生产消费。郭盛均认为无产阶级需整合身份斗争进阶级斗争框架，确保阶级立场主体性，构建阶级认同，完成从阶级认同到阶级意识的转变。
大会闭幕式由蓝江教授总结发言，本次会议众多学者齐聚，包括四位来自加拿大、美国、爱尔兰的国际学者和国内顶尖高校的学者、青年师生。国际学者们分享了前沿观点，会议聚焦数字技术、智能化广泛应用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指出资本从金融向数字过渡、从自由贸易走向封建式垄断，形成新无产阶级即赛博无产阶级，强调反抗资本主义统治、数字帝国主义的使命不变，但策略手段需更新。同时提出应从全球视角思考资本主义统治，中国与西方左翼学者携手合作。会议还提到后续将与更多西方学者交流，旨在结合各国情况重新思考数字时代应对之策，为解决当下的挑战寻求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