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沈道初、蒋广学、周群三名退休党员的供稿整理而成。三位老师都曾深度参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撰事务，近距离感受匡亚明校长的工作作风。通过他们不同角度的回忆，可以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匡老雷厉风行的治校风格，事必躬亲的治学态度，以及提携后进、尊重学者的高尚品格。
1. 加强党风，振兴南大
沈道初
匡校长1963年来到南大，他明确提出：“建设良好的校风，关键在于好的党风。要以好的党风，带出好的校风。”为此，他于1964年4月2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学习列宁的风格》，强调“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像列宁同志那样学习和工作，努力克服官僚习气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匡校长非常讲究工作效率，他对人对事的处理，总是那样干净利索，从不优柔寡断。
匡亚明（1906—1996）
雷厉风行是匡校长有口皆碑的作风。他一直要求机关工作人员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有天中午，匡校长打电话给校总机房，没有人接，他便赶到那里，发现值班人员正在打扑克玩耍，当场进行了严厉批评。此后，总机房再没有发生类似问题。再如1963年，在他刚来南大不久的一次全校大会上，由于相关部门事先未对麦克风线路做认真检查，大会中途话筒突然发生故障，会议因此中断一个多小时。事后匡校长严厉批评道，一个人浪费一个多小时，全校浪费多少时间，要严肃处理，并要以此为突破口，大力整顿机关作风。机关干部深受教育，增强了工作的责任感。
1978年5月，匡亚明同志再度出任开云足球俱乐部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在拨乱反正、推动各项工作恢复正常秩序的同时，加强管理，建立健全校内各项规章制度，南大较快地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秩序，形成了良好的风气。他治校特点之一就是突出“严”字。“严”字当头，敢于管理、善于管理，不仅弘扬正气，荡涤了歪风邪气，也极大地调动了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2.君将愁心与明月，九州同时是一乡
蒋广学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匡老初发此念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不过是老人突发奇想的天方夜谭，然而他却毅然决然地拼尽全力为之奋斗，以其有限的晚年岁月谱写这文化史上的壮丽篇章。
没想到工作才刚刚开展，1993年匡老就突患大面积霉菌肺炎。持续的高烧使他体重骤降，气力几乎耗尽，休说站立十分困难，就连吃一口面条也要花几次才能咽下。在医生的允许下，我到病房探视，为让他安心养病，就对他说了几句宽心话：“匡老，请您放心，到今年年底咱们可以收到30部书稿，出版了30部就全国第一了。”没想到他大失所望地盯着我：“30部？只30部！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不是30部，也不是130部，我想的是200部！”看着他失望的眼神，我顿时感到匡老这一壮丽的事业注定要抹上悲怆的色彩。1996年5月，《丛书》出齐50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盛况空前，前来祝贺的各界人物熙熙攘攘。而我想，匡老如果当时真的倒下了，《丛书》很可能像刚种的树苗被强风连根拔起，这阶段性成果是匡老用自己的命铸成的。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1996.5）
1996年以来，书稿的工作进展不够理想，为了能让匡老安心，见到他我们常是报喜不报忧，但长期不送书稿让他终审，他也感到《丛书》工作遇到了问题，于是把我叫去询问，在他的追问下我不得不实话实说。听完了我的汇报，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怕我着急我就不急了么？你可知道我的心，我是为《丛书》活着的。我时刻想的就是这套 《丛书》，你们不把困难告诉我，怎么帮助你们克服困难？《丛书》不完成，我死了也不能瞑目。”
当年11月29日匡老深夜发病，手术后再也没能说出一句话。我看到他几次将自己的手举起来，就像平时以手势增加他讲话的力量一样。这手势多么熟悉，或许在向我布置今后的工作，或许在说：“广学同志，你可不要辜负我啊。”那一刻，我对他默默发出誓言：今后不论您的身体如何，我都不会辜负《丛书》的事业。
孔子评传（匡亚明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100部香港发布会（1999.5）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出版30周年高端论坛（2019.5）
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只是第一步”
周群
匡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和学者，注重将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他给我感触很深的有三件事：
一是对年轻人的关心与重视。匡老在主持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时，主要不是按照资历，而是根据研究实际，尤其注重发掘年轻人，给有潜力的年轻人压任务，通过评传的撰写培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队伍。《丛书》的撰稿人中有很多讲师、副教授职称的年轻学者，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为例，当时刚入职的博士都承担了一部评传的任务。这些有潜力的新生力量，现今都已成为特定研究领域的中坚。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作者在知行楼前合影（1996.9）（前排左一为蒋广学老师，前排右四为沈道初老师，后排右五为周群老师）
二是尊重学术规律、坚持百家争鸣。匡老在学术上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他对《丛书》的体例不作统一的要求，只提出根据传主的客观情况因人而异，由作者来制定合适的写作体例，给予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理念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二百多位传主的独特性，也给作者选用最恰当的撰写方式提供了可能。
三是极其尊重学者的劳动成果。早期编撰《丛书》时，电脑尚未完全普及，稿件一般以手写居多。《丛书》有着严格的审稿程序，需要经过责任人初审，专家再审，再经分管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乃至终审小组的审稿。书稿在流传过程中，常常出现破损的现象。为此，匡老要求思想家中心制作了专门的稿件袋，用心保护好学者的劳动成果。
与《评传丛书》同步推出的《动态信息》
匡老除了传授给我人生、学习的经验，提出要求与期许之外，也流露出对未来的打算。他曾说：《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只是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步。至于具体的后续“打算”，老人家没有详谈，匡老给出的题目一直盘桓在我的脑际。我们今天组织编撰《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和《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丛书》，可以视为承绪《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又一课题，也是实现匡老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打算”的一次努力。
匡亚明铜像（开云足球俱乐部鼓楼校区）
作者简介：
沈道初：1938年生，曾担任匡亚明校长终身秘书，编著《匡亚明论事治学》。
蒋广学：1940年生，曾担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著有《中国学术思想史纵览》，合著《梁启超评传（附谭嗣同评传）》。
周群：1958年生，曾担任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刘基评传》《袁宏道评传（附袁宗道 袁中道评传）》，合著《徐渭评传》。
（整理：马云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