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5日，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与南京大学中国经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汉志暨古典目录学研究”工作坊在高研院顺利举行。本次工作坊由高研院驻访学者、苏州大学文学院顾迁副教授担任召集人，汇聚了来自澳门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汉书·艺文志》及古典目录学的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工作坊开幕式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张宗友教授主持，介绍了本次工作坊的缘起与议题。高研院院长徐兴无教授以《从〈汉志〉看汉代经学制度》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徐院长从三重视角展开：解释学视角下，指出章学诚对“六艺”的解读源自《七略》，而刘向、歆校书的“前结构”是西汉经学制度，《汉志》本质是汉代学术制度的典籍目录；文本视角下，梳理王国维研究的误区，结合余嘉锡观点，阐明《六艺略》分列古今文经是“尊经”的制度体现；制度视角下，剖析经学的话语（政教符号化）、学官（“经典+师承”立学）、典籍（“经、传、章句”为核心）三重制度，揭示汉代经学制度的核心逻辑。

第一、二场报告由张宗友教授主持。澳门大学邓骏捷教授以《〈汉书·艺文志〉丛札》为题，对《汉志》中的多个疑难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辨。邓教授首先探讨了刘向校书团队的具体构成，指出陈农可能也参与了兵书整理工作。关于《诸子略》中“刘向所序”“扬雄所序”的特殊著录方式，他指出这可能体现了《七略》在“以人名书”体例下的变通处理。此外，他还通过《列子书录》与《汉志》大小序的对比，论证了《汉志》对刘向成果的直接继承关系。

第二场报告人陕西师范大学张宗品副教授，以《汉志》称谓语为切入点，梳理皇帝、臣下、职官三类称谓差异，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文献编纂层次问题。张教授认为总序中“孝武”“孝成”与“成帝”“哀帝”的称谓区别，说明部分内容为班固补述。接着他详细分析了《汉志》中十二处称“臣”的实例，指出这些例子多集中于武帝时期，反映出当时奏进文献的原始样貌；而《汉志》小学类序文中“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的“臣”当为刘歆自称，而非班固。《诸子略》《诗赋略》中称官条目多为武帝、宣帝时期文献，未称官者多为前代簿录或后人补录，可知《七略》多直接采录早期校书成果，篇目排序保留旧簿录次序。

第三、四场报告由邓骏捷教授主持。苏州大学顾迁副教授以《〈汉志·艺文志·六艺略〉“乐”类疑义辨证》为题，对“乐”类的著录及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乐”是诗辞、乐音、舞蹈的综合体，依赖乐官口传心授，无法笔之于书，《乐记》仅为乐义阐释；《乐》类著录的《雅歌诗》《雅琴赵氏》等“雅”字号文献，分别对应雅乐中的人声与弦乐，体现汉代雅乐传承，而汉廷复雅乐难成，与郑卫俗乐流行密切相关；《六艺略》对经传的编次倾向于呈现典籍与学术的关联，非单纯承袭刘歆《七略》，同样反映班固对汉代礼乐政教的审视。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细致分析，顾教授厘清了早期乐类文献的流传与著录情况，为理解汉代礼乐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教授以《礼乐的两幅面孔》为题进行第四场报告。他通过对《礼记·礼器》篇的精细解析，提炼出礼制建构中“尚文”与“尚质”两种基本逻辑。徐教授指出，《礼器》所载“以多为贵”“以大为贵”的礼制面向人类社会等级秩序的维系，而“以少为贵”“以素为贵”的礼制则指向对天地神灵的祭祀。这种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礼乐制度中，更深刻体现在战国诸子的思想取向诸方面。儒家、阴阳家延续了“尚文”传统，而道家、墨家则发展了“尚质”路线。这一创见为理解周汉学术的连续性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最后三场报告由徐建委教授主持。北京大学马楠副教授的报告《〈晋元帝书目〉诸问题》，聚焦于东晋初年重要目录《晋元帝书目》。马教授通过详实的考证指出，《晋元帝书目》实为“晋元帝以来书目”，涵盖了南渡后三十余年间建康秘府所聚图书。她详细梳理了李充、李轨等与该书目编纂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并通过对《隋志》等文献的比对，还原了该目收书的大致范围，包括西晋起居注、前代史书及伪古文《尚书》等重要文献。这一研究深化了对中古早期目录学实践的认识。

第六场报告是《“书录”考论》，张宗友教授从“书录”的成词、前承、所指三方面展开考论，系统梳理古典目录学核心概念“书录”的学术脉络。张教授首先追溯“书录”成词背景，指出该词成于刘向承袭汉廷校书传统、奉诏校书之时，“录”字在早期文献中具有“刻割”、“记录”等义，最终形成“包含篇目与叙录”的专称。张教授追溯“书录”的学术前承，认为《史记·太史公自序》、《淮南子·要略》以及《诗序》《书序》的题解传统，均为刘向书录的重要源头；其远源可上溯至早期文献（如古本《孙子兵法》）标揭著述旨趣的书写传统。在不同语境中，“书录”具有“记录”“本书目录”“群书目录”等意义指向。张教授进一步提出“书录学”概念，同“书目学”一起构成古典目录学的两大分野。

第七场报告由安徽大学李俊标教授主讲。李俊标以《披沙拣金：今存金刻本古籍探微》为题，质疑赵万里对金刻本的鉴定标准：《云斋广录》的“北本”存在文本歧义，无法直接等同金中叶平水坊本，且书中避北宋帝讳、不避南宋帝讳，潘祖荫定其为“政和间刊本”更合理。此外，李教授认为仅以“纸墨刀法”鉴定金刻本不够严谨，《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等书的版式、字体与金刻本差异显著，而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被判定为金刻本的《孙真人千金方》《六壬课秘诀》等，缺乏明确版本依据，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李教授主张金刻本鉴定应多存阙如，暂将无确证者归为“北方雕版系统”，待后续研究取证。

南京大学准聘副教授刘雅萌老师、助理研究员王赫老师、助理研究员胡锦豪老师担任与谈人，对以上七场报告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与会学者就《汉志》的体例渊源、文献层级、诸子学派思想潜流、目录学重要概念及方法论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

本次工作坊召集人顾迁副教授作了简要总结。他表示本次工作坊中，各位学者的汇报均以深厚积累为基，融入个人创见，充分展现了当前《汉志》及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多元视角。从文献考据到思想阐释，从《汉志》到古典目录学，各位学者的研究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而丰富的学术图景，为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次工作坊议题集中，讨论深入（每场报告与讨论均有一个小时），不仅深化了对《汉志》本身的理解，更推动了古典目录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拓展，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宴。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