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的诞生还要从主要作者胡福明，及其与《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的两封通信（保存于开云足球俱乐部校史馆）说起。

胡福明，从无锡乡间走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开云足球俱乐部哲学系任教，他勤于思考，有着一股知识分子的执拗劲儿。在1977年7月一次理论界批判“四人帮”的讨论会上，胡福明直抒个人观点，引起与会人员之间的争论。正是这次讨论会之后，思想解放、敢说敢言的胡福明引起了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的注意，并最终促成了《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约稿。

1977年2月，“两报一刊”搞出的一个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在胡福明看来，“两个凡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要不要去批判？怎样去批判？胡福明犹豫过，但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大胆地定下了为《光明日报》撰写专稿的内容。他后来回忆，“我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了，如果再不去批判，对不起党，没有尽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责任，不配当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就在胡福明准备动笔时，妻子突然生病住院，陪护的任务就落在了他身上。为了不影响文章的写作，胡福明就把各种参考资料带到医院。晚上，他就在走廊上就着灯光查阅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实在困了，就在椅子上将就睡一会儿。几天后，妻子出院了，他也完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初稿。

9月底，胡福明五易其稿后，将《实践》投寄给《光明日报》。文章寄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原来是王强华出差3个月，当他回到北京读了稿子后，立即给胡福明回信，提出了修改意见：“我去年9月离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刚回来……《实践……》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的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仍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胡福明很快修改好文章后再次投寄给王强华。3月13日，王强华再次致函胡福明，建议在文中增加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小样寄您，希抓紧修改。您的文章立意是很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仍不注重实际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种意思的话加上。”

1978年4月，《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拟发表在《光明日报》哲学版的样稿

这篇文章原计划刊登在4月上旬的《光明日报》哲学版，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胡福明。最后审稿时，总编辑杨西光认为，“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

于是杨西光、王强华和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共同参与了《实践》的后期修改。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了这篇文章，并最终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为了加重文章的分量，并没有以作者胡福明的名义发表，而是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随后，新华社当天向全国播发了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也转载了，许多省级报纸也进行了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争论四起，一些人给它扣上了“荒谬”、“砍旗”等帽子。胡福明没有退缩，他说：“我们要敢于为真理而献身”。文章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视，他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文章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思想舆论准备，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揭开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帷幕，被誉为“东风第一枝”，最先绽放于开云足球俱乐部校园。2018年12月，在党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耄耋之年的胡福明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被评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启示我们，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