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峥嵘岁月稠
欣逢母校南京大学百年校庆，追忆57年前，往事萦怀感念多。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其时我正在成都。当得知这一特大喜讯之后，我同当时全中国人民一样，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
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无比兴奋中，我又收到了中央大学发来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被录入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
当年9月下旬，我便由成都赶往重庆沙坪坝(当时中央大学本部校址所在地)，开始在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经济组攻读硕士学位。当时的中大及其研究院仍始终继承“五四”新文化精神，不断宣扬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凸显严谨和求实的学风，各部门之间办事认真，讲求效率，尤其是坚持民主，事务公开，不走“后门”。例如研究生的招考实行的是面向全国、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拒绝接受任何“权势单位”或“官员”的推荐、保送。当初我考取中大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经济硕士研究生时，同班同学共6人，而其中就有一半都是来自中大本校以外的毕业生(包括我在内)。
更为突出的是，中大当时的7个学院41个系科及研究院的各个学部都拥有众多的名流学者，师资力量雄厚，开设了不少学科前沿课程，且倡导一流教授上基础课。我所在的政治经济学部经济组便专门为研究生开设了“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经济思想史”、“财政金融名著选读”、“高级统计学”、“经济循环”、“凯恩斯的《通论》研读”等，这些课程分别由罗志如、陈振汉、吴干、宁嘉风、褚葆一、徐钟济、巫宝三等教授主讲和指导。当其时，这批人就已经是一代名师，蜚声中外，受到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崇敬。
我在中央大学念硕士学位的两年时间内，前一年(1945年9月―1946年8月)在重庆沙坪坝，后一年(1946年9月―1947年7月)随中大迁回南京。在这两年里，学习是非常紧张的。虽然我们每周只上课三四个小时，可是我几乎整天都忙于读书、记笔记，加之生活艰难，因而从来没有过一天轻松的日子。
记得1946年2月1日，正好是农历乙酉年的除夕。那天学校里的同学们以及重庆的市民们都在欢庆春节的到来，而我却是家徒四壁，只能与妻子对坐家中，一筹莫展。最后，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便跑到校本部找一位同学借了1万元法币，然后去买了半斤猪肉和4两酒，准备吃年夜饭。回到家中，妻子一面做菜，一面拭着眼泪，我俩就在“相对无言，举杯难欢”的境况下黯然度过了艰难的一个除夕夜。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沉重的学习和生活压力并没能摧垮我那颗年轻的心和胸中的一腔热血。和当年全国无数的热血青年一样，我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945年国共双方共同签署的《双十会谈纪要》、1946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都曾经使我们对中国的光明前途充满希望。但是，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又一次次地让我们的热切希望化为乌有。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经过了无数次的酝酿之后，终于在1947年5月20日这天，中央大学的青年学生们率先振臂高呼“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口号，举行了一次示威大游行。基于真理与正义，我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次大游行。大家挽着手臂，齐心协力冲破宪兵、警察、特务等在南京珠江路布置的水龙封锁线，每个人浑身从上到下全都被水打得湿透。当我们冲到国民参政会议门前时，忽然天昏地暗，风雨交加，同学们满怀义愤地齐声高唱起《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这是中国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为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追求和平而不屈斗争的一个历史时刻，也是南京大学校史上光辉的一页。在7年之后，“五?二○”这一天被定为南京大学的校庆日，成为所有南大人都永远铭记于心的一个最重要的纪念日。
自1947年7月毕业离校之后，几经辗转，我最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已近50年了。当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抚今追昔，谨赋诗一首：
难忘五十七年前，入学中大研究班，
松林坡上聆师教，玄武湖边会友谈；
翩舞高歌迎解放，兴邦立业显新颜，
献身高校勤培育，饮水更须思本源。
（胡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