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面困难
1957—1960年是我的高中阶段，其间，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8年大跃进，1959年苏联撤走专家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1960年我考入了南京大学，读的是经济地理专业，1965年7月毕业。
我们1960年入学后不久，无论从报纸上还是自身的感受上，都知道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南大纪律严明已有感觉，生活上的困乏，并没有带来行动上的松散和意志上的消沉。落实到学习上，我们稳坐课堂，求知若渴，刻苦读书，勇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克服困难，奋力登攀，争取达到无限风光的险峰顶点。向前，向前，向前，当时充满大脑的只有这个信念。
学校强调我们的行动一律军事化，一个系就是一个民兵团，我们参加农村、农场的劳动或其他活动，都是打出“地理系民兵团”的旗号。每天（星期天除外）早上起身铃响后十分钟，全体学生一律到楼下做广播体操。宿舍周围的路上以及其他空地上，全是随着广播音乐活动着的人群。若有人下楼晚了，会自己警告自己明天得准时，如果一周有两次以上做操迟到，不用别人提醒，就会在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会上进行自我批评。学校凡开放自习的地方，统一于晚上九点钟熄灯，半个小时以后即九点半，学生宿舍全部灭灯。这既是为了保证大家的睡眠，也是纪律的规范。我们那时上课，几乎没有迟到和早退的，若个别人生病或有事不能上课，基本上都是事先请假。上课时。老师也都是在点名以后才开讲。不管是听课还是自习，抑或实验、实习，我们都是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纪律性和军事化，都在大家自律的行动中体现出来。那时的口号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那样的环境也同时锻炼出我们的坚强意志。困难时期，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却没有丝毫的“困难”，从精神上说，我们并不“贫困”，而是昂扬向上，意气风发。
二 林场迎得美人归
那个年代，若说没有困难，真是睁眼说瞎话。困难到处都有，无时不在。例如，因为国家经济困难，我们的实习经费不得不被削减了，去外地、外省的实习有的就被取消了。
我们都很盼望三年级时的庐山教学实习，那是自然地理方面的地貌学课程的实习。庐山是地质学家、当时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先生研究和发现的典型的冰川地貌，到那里实习会大有收获，往届同学对去那里实习赞不绝口，当然这也包括了对庐山风景区的难忘印象。当时我是班主席，在地理系领导召集学生干部开会前，已经有所耳闻，说经费不足，庐山实习取消了，真不希望开会时听到这一消息。我在此前已经关心过有关庐山的资料，更神往的是庐山的风景，什么“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下子都看不到了。我的老家位于苏北平原，连一个高大一点的土丘都没有，要看山，那是大学一、二年级教学实习时所看到的苏南山地，最高的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其实在地形上，苏南被称为丘陵地区，要看大山，什么山河壮美，我早就期望从庐山看起了。领导讲话中很快就点到了这一话题，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一副泄气的表情。接着是领导讲了国家所面临的形势，要大家理解经济困难情况下不得已的实习经费的缩减，要我们回去做好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其实，首先要做好的是我们这些与会者的思想工作。我回到班上给大家传达的时候，听到的是一片惋惜的叹气声，我开玩笑地说，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大家争取去江西工作吧，就可以方便地畅游庐山了嘛！这也难怪，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已进入了旅游时代，大家的收入都比较低，人们都是在出差或实习时顺便浏览一下有关城市或风景区。说实在话，大家确实也是把庐山实习和游览当成是一举两得的好机会的。
我们一、二年级时的教学实习基本被安排在南京周边地区，乘学校的大巴车，早出晚归，经费上就更省了。每个人的背包里都少不了一个饭盒，饭盒里是两个馍头和几条萝卜干，中午就在村外或山间树下席地而坐，啃着馍头，咬着萝卜干，吃完了，拧开背着的军用水壶，咕咚咕咚地几口水下肚，午餐就算完成了。
农村经济调查就选择在江浦（县），还住在社员（农民）家里，白天走访大、小（生产）队干部，并到田间看庄稼长势，还请社员介绍灌溉、茬口、单产等有关情况，晚上在煤油灯下整理材料，写调查报告，实习效果竟意想不到地好。工业的实习就在大厂区，大厂区工厂多。首先是熟悉不同工业（工厂）比如钢铁厂、化肥厂的布局体系，知道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以钢铁厂为例，首先当地得有铁矿石和煤炭，如果没有，则要通过方便的水陆运输条件从别的地方运来，这很好理解，除此，炼钢时还要消耗大量的水，这压根儿就想不到，学了，亲眼看了，就知道了南京钢铁厂为什么建在长江岸边。当然，决定工、农、交等布局因素很多，绝不是这么简单，教学实习初步将我们带进了规划生产布局的大门。
庐山实习没有去成，我们被安排到南京北郊的晓庄林场劳动。关于劳动，我们当时的习惯叫劳动课。读中学时学校会安排去参加农村的农忙（如割麦子、割稻子等）劳动，进入大学以后，我们也参加过农业劳动，记得去过南京周边的十月公社、十月农场和江浦桥林公社等地。那个年代，我们对于劳动都习以为常了，把它作为身体和思想锻炼的一部分。不过这一次去晓庄林场劳动的时间比较长，整整一个月。
出发的那一天上午，先在东南大楼（地理系的办公地）前召开了誓师大会，大会由总支书记张淑贞主持，地理系民兵团团长、系主任、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任美锷先生讲话，多有勉励，也提出了要求，希望我们成长为文武双全的战士。会后就出发，以地理系民兵团的旗帜为先导，大家背着行李，两个人一排，在清脆的口哨声中，迈着铿锵的步伐，向着二十里外的晓庄林场行进。一路口号一路歌，“向前，向前，向前，……”，“学习雷锋好榜样……”，“日落西山红霞飞……”。我们没有坐学校大巴车，一方面是困难时期，要厉行节约，另一方面是军事化行军，对于我们就是一种锻炼。
在晓庄林场，每天的劳动就是垦荒，用四齿钉耙刨地，劳动强度很大。我是班主席，注意到了对女同学和体弱同学安排干辅助性的轻活。不同排（班级）之间还展开劳动竞赛，每天在黑板报上都有战绩公布。一句话，一个月的劳动真可谓热火朝天，不仅是身体上的锻炼，更是在思想上锤炼了自己。与农场工人在一起劳动，也学习了不少农活上的技能。
有一次开大会，农场领导讲话，除了对农活的指导之外，还表现出对我们身体和生活上的关心。突然话锋一转，大声问，你们有没有人看上了和你们一起劳动的我们农场的女孩子的？问得大家放声大笑，他接着说，如果真有的话，一定要先来跟我讲，这不是干涉你们，讲到这里，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他接着说，与你们一起干活的多数是我们林场的职工，但少数青年男女是在原单位犯了错误送到林场来劳动教养的，如真有对上号的，先看看是不是我们林场的工人？还是教养人员？无论是什么人，先给你们介绍清楚，不要光看脸蛋长得漂亮，人品是第一位的。语重心长。但会场上没有人回应。地理系不同年级的同学先后分批到林场劳动过。两三年后，却有青年教师从晓庄林场迎娶了新娘，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事例，一时传为佳话。
三 虽言寸草，心迹可表
那个年代，学校实行助学金制度。当时城乡经济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一般工农家庭收入低，还不能承担子女大部分的教育费用，所以国家在全国的大学、中专实行国家助学金制度。这是为了培养人才的需要而实施的有力举措。学校根据学生家庭的收支情况，给予数量不等的经费补助，多数同学都能享受到。
南京大学的最高助学金是每月14元，即全额助学金，包括伙食费12元和2元零用钱，其他则为12元及以下不等。我的家庭在苏北农村，收入很低，同时有兄弟三人在读书，进校后不久，辅导员老师告诉我，系里决定我是全额助学金，我一直心存感激。但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学校号召大家，尽力克服困难，减轻国家的负担，降低所享受的国家补贴。当时正是我担任班主席期间，我对辅导员老师说，我减掉2元助学零用钱，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但我要求老师不要宣传我的“带头”作用，因为好多同学在经济上确实都很困难，应该实事求是地量力而为，老师同意了我的请求。最后我们班还是有好几位同学自觉要求调低了助学金。
进入困难时期，国家粮食形势也紧张起来，所以政府大抓粮食计划供应。城市居民一般是每人每月26斤，小孩更少，一般是15斤或为大人的一半，而给大学生的定量是每月32斤。与全国绝大多数人相比，我们的定量是最高的，这是国家对我们的特殊关爱，在这一点上，我们真成了“天之骄子”。随着粮食供应状况的恶化，大家提出减低我们的粮食定量，男同学提出减少2斤、3斤、4斤的都有，女同学有提出减少4斤、5斤、6斤的，理由是女同学的饭量小。大家的热情很高，辅导员也无权定夺，最后说向学校领导请示后，再给大家一个答复。不久，有了回应，学校决定每个同学捐出3斤粮就行了，不能再多，女生也不例外，因为大家处于长身体阶段，学习、劳动、体育锻炼，体能消耗大，应保证身体营养的基本需求。至此，大家在粮食困难上的踊跃行为才画上一个句号。
我们当年自动降低一点助学金，省出一点口粮，不要说这些本来就是国家的，就算是我们捐出去的，也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作为每个学子的小小心意，至多说是心迹可表而已。当然，这确实也显示出我们这些年青学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患难相依，风雨同行。
四 校园一片绿油油
按理说，一个月吃32斤粮食，就以后来每人29斤算，正常情况下也足够了，但那时年纪轻，确是营养消耗最多的时候，加上进入了困难时期，荤素菜及食油在内的副食品供应也出现了问题，油水少了，肚子的饥饿感就更为强烈。我们逐渐感到了伙食上的变化，荤素菜的花样少了，量也少了，连菜里的油也少了。后来开始曾一连多天没有荤腥，甚至有传说今后二十年可能都吃不上红烧肉；虽然大家不信，但眼下吃不上肉已是事实，免不了议论纷纷。
有一天中午，我们下课后刚走进食堂，就有人迎面跟我说，今天吃肉罐头。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但看其表情又不像。将信将疑地向前走，见到饭桌上确有空罐头盒，这才知道是真的。一桌八个人领两盒，这玩意儿在食品店见过，但现在居然吃上了，对我，对大多数同学来说还是头一回。每人分到两三小块肉，还有一点汤，按当时的感觉说，“味道好极了！”后来才知道，鉴于当时的伙食状况，学校想办法搞来这批罐头，给我们打了一回牙祭。那时就听说郭影秋校长在那段时间享受的高干特供如肉类、黄豆等，他都不要，但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学生改善伙食。
素菜供应也开始出现了不正常。有一次分到我们碗里的蔬菜，首先就看不出是什么菜，吃了以后还是不知道是什么菜。我吃了一口，有黏滑的感觉，稍微想了一下，我说可能是山芋叶子，好几个人听了都不信。即使是农村来的同学也很少吃过，因为在农村里山芋叶子是用来喂猪的，而我小时候，我的祖母曾采摘嫩的山芋叶子炒给我们吃过，是度饥荒时想出来的办法。我说的对不对，也没有肯定的把握。我拉着一个同学一起去问食堂大师傅，大师傅笑了，说蔬菜供应不上，采购员让社员（农民）采来山芋叶子给我们试着吃吃看，你们谁吃出来是山芋叶子的？是农村来的吧！好样的！因为这件事，触发了大家自己种蔬菜的想法。
农村来的同学多，对于种菜都不是生手。说干就干。先是有人小范围试种青菜，后来很快就成为了全校学生的行动，迅速演变成了南泥湾式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自给自足。这样一来，南园的宿舍大楼旁和围墙边的空地都被开垦了。后来，不管地块大小，见空地就下锹，真是地无寸土不为用；再后来发展到了北园，只要不在大道两旁的地都用上了。不仅如此，还走出校园“开疆拓土”。那时候，北京西路的二号新村小区和云南路的北阴阳营小区都是空地，捷足先登，差不多就是美国早期西部开发的规则了，谁先开发就是谁的，所以这两块地方很快就被瓜分种上了青菜，整片荒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菜园子。校园内的菜地只能浇水，不能浇大粪，但校园外的这两处地方就成了例外。所以，每当下午下课后，大家就抬着水桶、粪桶去浇水、施肥，走大街穿小巷，一路欢歌笑语，真是堂而皇之、招摇过市。
我们种的蔬菜以青菜为主，每到收获的时候，大家陆续抬着一大筐一大筐的青菜送往食堂。这蔬菜还缺吗？不缺了。有时起菜太集中，一时吃不了，就让各班级先报采收计划给食堂办公室，由办公室作时间上的调节处理。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将校园变成了菜园子，解决了蔬菜的供应问题，这就是大家面对困难思变的结果。
在南泥湾式的大生产之前，有一阵子，部分同学经常到学校周边的小饭店里吃一角钱一小碗的水煮青菜。这是高价的，当时菜场的青菜、萝卜是一、二分钱一斤，因为食油供应也很紧张，所以这汤里没有食油，为了调味都放了酱油。还有同学在宿舍里喝酱油汤。结果是有的人就出现了浮肿现象，实际上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医生诊断后往往安慰说，酱油汤喝多了，以后不喝就会慢慢好起来的。在我们生产的蔬菜源源不断地供应食堂以后，没有人再去吃水煮青菜了，也没有人喝酱油汤了，生浮肿病的人真的少了。
五 吃月饼的故事
当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城乡家庭的收入都很低，尤其是农村来的同学，入学时的行囊都很简单。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肩上背着一个类似于士兵背的背包，是一条薄被子裹着棉袄棉裤，还挺规整的，是我的哥哥帮我捆扎的，上面横着一条小草席，再上面扣着一个包着几件单衣和两双布鞋的小包袱，手里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是一只旧的铜脸盆，盆里放着洗脸毛巾、牙刷、牙膏及碗筷等。我这样“如数家珍”，可能让你失望了，那个年代，多数同学，特别是从农村来的同学，他们的“家当”与我的相比，也差不了多少。这点东西，肩背手提，倒很轻松。
到了冬天，多数同学都没有垫床的棉褥子，学校就给每人补助一条稻草垫子。我是再把草席铺在稻草垫子上。冬天，即使大雪纷飞，能加在被子上的也就只有棉袄和棉裤。为了保暖一些，把被子的另一头用带子扎起来；即使这样，也只能直腿仰着睡，动也不能动，当时大家叫这个睡姿是“冰棍”。我们学生时代，跟现在相比较应该都是“冷冬”，元旦前后就开始下雪，这后面一直是冰天雪地。学校每年补助一条稻草垫子，已经很是感激了，大家都很体谅学校的困难，从未提出非分的要求。当时并未觉得有多苦，只是在若干年后、几十年后，望着床上的厚棉被、毛毯和电热毯，再看墙上挂着的空调，在笑谈中会加上一句，“很难想象那一个个冬天是怎么挺过来的！”
我们就是这样昂首挺胸地走过了艰难困苦，那是党的政治引导和理想教育的结果。回想我们读大学的五年，从郭影秋掌校到匡亚明接任后，每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制度从未改变，雷打不动，下午2点到5点半，时间上不折不扣。学习和讨论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还有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随时阅读新闻、时事，学以致用，首先解决我们面临的大是大非问题，对照当时的困难情况，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做？当时有两句话：“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苦不苦，红军长征两万五。”我们当作警句，以此来要求和勉励自己，我们受的那点苦就不值一提了。所谓藐视困难、天大的困难脚下踩的信心和雄心就是这么来的。
面对苦日子，我们在校的学生都很节俭，表现为艰苦朴素，实际上是不能再低的生活消费。那时的学生，特别是从农村来的学生，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是很平常的事，冬天也只有棉袄棉裤，加个手工做的棉背心就不错了，城市来的同学一般能有件毛线衣。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大厅上自习，对面的一位同学可能是感到热了，就脱去了外套，里面是一件大红颜色的毛线衣，但肩膀上有一块蓝布补丁，当时我还未穿过毛线衣，对一个男同学穿大红的毛线衣感到很新奇，而看到毛线衣上打补丁也是头一回，所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未想到二十多年后，他和我成了一个单位的同事，才知道他的老家在苏南常熟县城，这便能说明当年同学间生活上的城乡差别并不大。城里来的也好，农村来的也好，大家相聚成同学，都曾一起走过那艰难岁月。
理发是大家都需要的。那时我们理发可以不去理发店。大街上有流动的“理发店”，这就是我们读大学时所见到的理发挑子。有一句俗语，叫“剃头的挑子一头热”，那时大家都懂，现在对年轻人得讲半天。困难时期，理发师傅们为了生计，走街串巷，招睐人理发。街上理发店理一次发最低价是2角钱，而这流动的理发挑子只要1角钱，这就吸引了南大的众多消费者，这里说的是男同学，没见过女同学在路边理过发。这副担子的一头是凳子、水桶和理发工具等，另一头是炭炉，炭炉上面放着铝或铜的脸盆，炭炉里是通红的炭火，为烧洗头水用的，这就是“一头热”。因为南大客源多，所以常见的情况是，南园的南北大门两旁会各有一个理发挑子（有时也会多一个或少一个），像固定的露天理发店似的。我还注意过一个细节，这些理发的“顾客”，一般都将脸朝着墙。那时有照相机的人极少，如果像今天，大家都可以随手拍，也只能拍出一个后背，如果真的拍了下来，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背影”。
经济拮据，就过穷日子，穿衣、理发少不了，就像前面讲的那样，省到极致。吃又是避不开的话题。下面讲的也是当年的事，早就成故事了，但都是客观的历史存在。
1958年，我的二哥李德旺考进了南京师范学院（今南师大）中文系，1962年毕业，我1960年考进南京大学，与他在南京共度了两年时光。平常也会在星期六（那年代只是星期日休息）晚上一起去散步、逛街，或直接步行去新街口南的淮海路上的淮海剧场看电影，那里放旧电影，便宜，看一场只要一角钱。看完以后再走回来，从没有坐过公交车，那一张车票是2分钱。到珠江路口或上海路菜场对面的面店（骨头汤下面条），吃上8分钱一碗（二两）或一角钱一碗（三两）的面条，就是很大的享受了。还记得1961年的中秋节，我们俩在大街上逛了一会，后来他讲，我们买一块月饼尝尝吧！我们以前只吃过家里手工做的月饼，菜干、江豆等做馅，这南京店里卖的苏式月饼、广式月饼还没有吃过。先后走进两家食品店，都被我“否决”了，我说这么贵，不吃，不吃！二哥没讲话，拉着我的手走出了食品店。后来还是在珠江路口的面店里各吃一碗阳春面，走出小店的时候，我说这有汤有水多实惠，二哥说，有你这句话比吃了月饼还开心。
1962年中秋，我二哥早已毕业离开了南京。那天晚上我与我的同学杨X龙逛大街。我与他是初中、高中、大学同学，只是在南大不是同一个系，他读的是地质。那一次也想买月饼，但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最后是各吃了一块甜饼，小碗口大，薄薄的，上面粘着白砂糖粒子，三角钱一块，也是高价的，总算解了馋。这样一块普通不过的饼子，几十年过去了，还能记得这么清楚，也是因为那个年代。我还记得他当时说的一句话，“这月饼明年再吃吧！”我说，“对，面包会有的！”我们相视而笑。
六 囊中羞涩莫谈恋爱
文革前，大学里研究生很少。我读到五年级上学期，领导找我谈话，动员我考研究生，被我婉拒了，当时我们专业被动员的对象就只是李X蟾和我两个人。我对领导讲的理由是，家在农村，收入很低，有兄弟三人读书，不忍心再让父母煎熬三年。
说到谈恋爱，那年头同样会与贫困挂上钩，我本人就是如此。匡亚明校长曾号召读大学时不谈恋爱，我是教导的积极践行者，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从经济能力上讲，我无条件谈恋爱。那时谈恋爱不能公开。凡成双作对的谈上了的，你不会像今天在校园里看到的，拉手的，搂腰的，卿卿我我，旁若无人，你看到的就是并排而走，也可能双方靠得更近一些而已。当然，还有一些双人活动是少不了的，比如去玄武湖、中山陵等场所游玩，到电影院（绝不会去淮海剧场看过时的旧电影）去看电影，去饭店吃饭，除了逛马路不要钱，进公园要买票，看电影要买票，进饭店要买单，一句话，都得花钱，而这是我最缺的。谈恋爱，没有“本钱”，这一点上，我很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下定决心，读大学期间，“不近女色”，绝不谈对象。
大学四年级时，我接到了一封信，是我高中的“同桌”（男生）、在科大读书的钱X良寄来的，他要给我介绍对象，人在盐城的银行工作，我回信说，匡校长不准读书时谈恋爱，我也没有“本钱”去谈恋爱。他开玩笑说，不在南大谈，校长看不到，也不要多少钱，买一张八分钱邮票就够了。两封信通下来，似乎再找不出理由推托了，但后来突然想到，人分两地，这个恋爱不能谈，前车之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罢！罢！罢！我的第三封信就结束了他的月老身份。有意思的是，这位科大的同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了几年，后来调回了老家盐城，并且与那位在银行工作的姑娘喜结连理，这是后话。
为什么两地的不能谈呢？今天的年轻人又不能理解了。改革开放以前，凡分居两地的，要把两人调在一处，很难很难。有的调了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都没有解决。有位臧老师，都是上五十的年纪了，他对我说，就等着退休后再团聚了。要是对方是农民，户口要迁进城里，那压根儿就不可能。这些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变化，那已是后话。有一位晁老师的妻子在苏北乡下，他已是奔五的年纪了，农村结婚早，已儿女成群，孙辈绕膝，但一直是一个人在南京，孤身于家外，难享天伦之乐。他习惯买四两即后来的二两五一瓶的酒，在周六或节日的晚上，整理好床铺以后，仰起脖子，喝下这瓶酒，然后蒙头大睡。我听别的老师说过，也亲眼见过，这不免让人有些心酸。
我也加入过单身团队，感受颇深。我的妻子是南大地理系1966年的毕业生汪慧慧，她本来在南京工作，但她的单位奉命开发南海，被迁去广东湛江，当时是1970年，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南大说，干部都靠边站了，能不能把人留在南京谁管得了？故汪只好随迁去广东湛江。我当时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随着教学、科研的逐渐恢复，这时间利用上就越来越紧，要求调回汪的想法日趋强烈。后来地理系管人事的是革委会成员X老师。他比我早毕业四年，我一直叫他X老师，似乎他并没有把我当成亲爱的学生，每次都板着面孔，我最怕听的一句话就是：“你看，有比你年纪大的人到现在爱人还没有调来，你才30多岁，就不安心工作，老想着调老婆。”每听到这句话，我就赧然而退，因为这在当时可是一顶大帽子，是说党培养了你，你却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实际上，我的脑子里，每次都会跳出“你老婆孩子热炕头”和“你站着放屁不腰疼”这样的话，但面对着一位领导，一位比我年长的老师，打死我也说不出口。文革结束，地理系革委会不复存在，X老师也回到了教师身份，我一如既往地尊重他。后来他还和我同住一层楼，须我帮忙的地方，我照样不遗余力。后来他生肝癌去世了，我送了花圈，参加了追悼会。
记得儿子在上幼儿园前后的那两年，汪每次探亲回来的第一天，儿子总是叫她阿姨，晚上要他上床睡觉，他会很有礼貌地说：“阿姨再见，我明天再跟阿姨玩”。每当此时，汪总是一把抱紧儿子，笑得泪流满面。“四人帮”倒台以后，人事方面开始松动，汪在1977年才调至南大地理系，她参与了遥感学科的筹建和此后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讲“遥感学概论”等课程。
七 受益终身的生产实习
我们读书期间，见证了学校基建、教学等方面的发展。记得鼓楼校园的南、北园大道就是在那个时候翻修成柏油马路的，是在匡亚明掌校的年代。原来校内的路都是砂石路，全部开挖约一公尺深，先放大石头，再放小石块，再铺小石子，最后浇筑成柏油路面，这都是当时亲眼所见，否则你想象不出如今的路面下的真相。再接着就是教学大楼（现在又叫郑钢楼）的建成，这是我校第一幢正规的教学大楼。
教学上，还拿实习来说吧，到1964年，我们的生产实习都按原有的计划进行了，不再有什么经费限制。当年，我们班的生产实习分成三处。一是苏北徐（州）、淮（安）、盐（城）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规划，是为建立苏北粮棉油生产基地而开展的工作，二是内蒙古草原的发展规划，三是黔东南山区立体农业的发展规划。这些都是由宋家泰、张同铸、沈汝生等经济地理学的教授们带队的，也是他们领衔负责的国家课题。我们都成了老师们的助手，这不同于教学实习，这是真刀真枪干的实事；老师要作为成果上报，最后由国家批准后执行，我们则是跟着学，经历了完成课题的全过程，帮助老师完成了有关任务，也学到了真本领。我们作为经济地理专业毕业的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就是做大、小区域的工、农、交生产及城市、港口等的发展规划的。如期按计划完成实习任务，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幸事，惠泽一生。
说到城市规划，那时我们的老师也总是在讲课中提到，不像工业、农业等作为课题已做过规划工作，学生也参加过实习，唯独城市规划未做过。1965年上半年我们都在做毕业论文，也等待着7月毕业分配的到来，突然接到通知，要搞苏北某县的生产规划，鉴于我们参加过1964年的几项课题的实习，算是“老手”了，所以地理系领导决定我们班同学全数参加。在我参加的吹风会上，宋家泰教授说，这是省里下达的紧急任务。在讲话中他还提到某县的县城在废黄河边上，就一条街道，房舍破败不堪，也应该规划一下了。我事后想到，在宋先生的脑海中，恐怕早就有了城市规划工作的设想。他要求尽快出发，但未说具体日期，我赶忙说，再过两天学校举行毕业会餐，他一听就说，多年未搞了，现在日子好一些了，你们享受一下吧，那我们就第二天出发！
宋家泰先生从文革后期开始，就顺应各地的需要，带领专业老师举办城市规划学习班，并进行众多大、中、小城市的城市规划工作。宋先生不仅开了城市规划的先河，而且成了城市规划的大家，成了这一行的权威鼻祖。
八 丰盛的毕业大餐
其实，我当时的脑子里就是“吃了这一餐再走”。“再走”，不是毕业离校，而是去实习，去工作。我们是南大历史上少有的吃了毕业餐还未“毕业”的班级。我们的实习进行了约一个月。我班的毕业分配被推迟到了8月份。
因为身处那个年代，那一顿大餐可真是难忘。
那一天中午，南园北食堂一楼东西大厅里，平常用的八仙桌（方桌）被擦得干干净净，横竖成行地摆放得整整齐齐。非毕业班的同学在现场服务，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志愿者，他们将菜一一端上八仙桌。有些什么菜呢？有红烧肉、烧牛肉、炒猪肝、红烧鱼、狮子头等，还有整鸡整鸭，是盛在脸盆大的盆子里端上来的，还有两三样蔬菜，显然以荤菜为主。那鸡鸭体大肉厚，又都是整只的，大家又没有刀叉，你怎么下筷？后来推出一人去把手洗干净，用手将鸡鸭撕开，然后大家再分而食之，差不多每张桌子都采用了这个办法。狮子头名副其实，好大，但大家吃了以后，又觉得放的面粉太多，味道上又名不副实，后来有一位邻桌女同学说了，你们错怪了大师傅，油炸这么多的狮子头，还要烧熟，最后要端上桌子，不多放点面粉，容易散掉，那样你就更有意见了。说得有道理，大家听了就不再议论了。每人两个狮子头，有一个女同学吃了一个说，另一个吃不下了，马上就有一个男同学站出来，说我来发扬一下互助精神，立刻风卷残云般地完成了任务。
整个宴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这不单是因为宴会的盛大、菜肴的丰美，更主要的，这是我们向母校告别，走上新的报效祖国的工作岗位的盛典。当然，这也象征我们告别了亲身感受并竭力为之改变的风雨年代，将迎来春风和煦、阳光普照的美好岁月。
（文/李德富）
